2020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在五周年之际，隆重举办了“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顾问、研究部主管Hyun Song Shin等出席并深度分享对数字金融前沿与核心问题的见解。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主持。
在国内正式推出双循环战略部署，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的情况下，原有金融系统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更加突出。面对新旧经济的转型，原有金融系统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异军突起的数字金融又该如何监管和引导？数字货币的新技术和新走势又该如何面对？
周小川在分享中主要聚焦了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和电子人民币e-CNY两大问题。
他首先简单回顾了中国支付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2012年之前，第三方支付，特别是利用数字和网络技术的第三方支付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缺少管理和协调主体。讨论要求人民银行将其管理起来，于是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第一张牌照发给了支付宝。
2014年，人民银行开始成立数字货币项目组，项目实施方案并没有明确的方向，既包含区块链技术，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2016年，人民银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借用了纸币印制研究所的机构编制，这也表明，下一代纸币的设计研究工作从此以后停止。
2017年人民银行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当时已经意识到一定不要把属于支付体系的数字人民币DC/EP和数字资产交易混在一起，所以，2017年人民银行停止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仿照IPO命名）和比特币的国内交易。
2019年，人民银行宣布开始试点，并进行封闭测试。
2020年，开始推进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加上未来冬奥会场景的“四地一场景”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四个试点城市的人口数，深圳1340万人，苏州1075万人，雄安105万人，成都1650万人，从尺寸来讲，都大于一般欧洲国家。
周小川表示，从概念来讲，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不是一个支付产品。当然，可能有人会有不同理解，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对科技创新的新事物有不同理解很正常。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在DC/EP这个双层系统里，人民银行在第一层，第二层有商业银行、电信营运商，还有互联网支付平台，他们之间可以合作或联合，这取决于他们对支付产品和技术框架的了解。
此外还有很多概念和科研组织内容需要明确，比如研发和试点究竟应该导向哪里？这么多主体参加，怎么分工？特别是进入试点和推广阶段后，主体责任各是什么？如果设计中间有风险，怎么控制风险？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讨的问题。
周小川用数据说明了移动支付的发展。2019年移动支付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超过60%。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近60%，也已经比较高了。目前，移动支付、各种电子支付和信用卡构成的大额小额支付体系，加起来也已经占比15%左右。
银行业务二三十年以前就开始全面实现数字化，账户都进入计算机里，都是数字处理，后来通讯也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据处理业务。因此，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数据处理，要看作广义的数字化。当然，国际上也有人希望把它说得比较狭义。
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和未来可能的推广，驱动因素是什么？发展机遇是什么？这也是业界最为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对此，周小川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第一，动力主要来源于需求方，包括不断改善支付系统，特别是零售支付系统的效率需求，还有降低成本、提升便利性，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当然，这也给技术不断进步提供了可能，技术创新方也会推销自己的技术，但还是以需求方为主。
比如区块链技术，央行曾一直提醒需求方要有清醒的头脑。区块链技术有去中心化的好处，但是去中心化是不是我们支付体系现代化真正特别需要的内容呢？其实不见得，而且弄不好还带来不少弊端。可能区块链技术具备记录的不可篡改性，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技术，但是现有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可能性实际上非常小，发生的概率也非常低。另外，还要考虑交易出错时要主动修改的问题。
再比如，也有一部分技术称可以不依靠账户，是不是账户是不太好的东西？仔细想想，金融体系里的账户实际上是很好的东西。还有强调数字交易加密的技术，回想电子支付最近二三十年的进展，确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加密的，只不过加密环节不一样，有的是在访问账户期间进行加密，有的是在信息传输期间。
最终，要靠科技和需求两方面碰撞，得出更优的开发想法。
第二，中国人过去出行要带很多东西，有人还编了口诀“身手要钱”，说出门一要带身份证，二要带手机，三要带家门钥匙，此外还要带点现金。在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出现后，人们发现出门带手机就行了，身份证、银行卡、健康宝都在手机里面，可能车钥匙、门钥匙也都在手机里，手机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看新闻、娱乐。所以，人们就不一定希望还要再带现金、信用卡等等，而是希望所有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整合，这也是很大的动机。
科技进一步发展以后，也许还有更新、更方便的东西，但是现阶段在中国是这样。这些需求在其他不同国家，因为基础不一样，需求的强烈程度也不太一样。
第三，消费者接受新的支付，零售商店怎么办？在移动支付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大量使用互联网来收单。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收单，商铺可以采用不同办法，比如进场支付、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场通信，简称NFC）、二维码。最近DC/EP也介绍称，可以通过NFC，手机碰一碰来完成交易，这就是一种点对点的P2P（peer to peer）支付。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多数地方都会有互联网特别是无线网络支撑。万一没有网，还有NFC这样的办法完成支付。
第四，双层体系里第二层的商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手机运营商、支付平台，要鼓励他们之间开展合理竞争，共同提供服务并进行创新。在周小川看来，中央银行最好不要预先设定或者认定某种技术路线，因为技术在不断更新，在当前这种技术进展非常快的情况下，要想判断准不是很容易。
国际上也有不少讨论，指出要特别重视金融脱媒问题，特别是第二层机构会有金融脱媒的潜在风险。另外一种风险，是要防止一些虚拟资产价格过度波动、出现投机现象、脱离实体经济。中国特别重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有一些金融交易脱离实体经济，大家往往就会打问号。
第五，要高度强调保护个人隐私，防止电信和支付诈骗。在中国，电信诈骗备受关注，通过手机以及其他方式的诈骗，在中国发生的比例非常高，人们也都对此很不满意。这也是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动力。DC/EP采取动态竞争、多方案的双层运营体系
在当天的论坛上，周小川还分享了他对中国在DC/EP上策略的看法。
他表示，2016年前后，中国开始在国际上提出支付体系和数字货币双层体系的设想。中央银行在第一层，第二层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运行的，有工、农、中、建四家大银行，还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蚂蚁金服和腾讯微信支付，这是第二层。
第二层机构的动力还是很强的，知道会有很大发展机会，特别是获得客户、获得业务方面。同时他们也应该承担较多责任，比如，一要有适当的资本，以便减少风险，特别是支付体系，出现风险的话有可能来得很猛烈。二是作为反洗钱的主体，要充分了解客户。三要保护客户隐私。如果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要提起诉讼，诉讼对象都是这些第二层的机构。四是技术方面要做非常大的投入，包括设备投入、运行保养等。当然这中间会有讨价还价，第二层机构希望好处多获得一点，责任少承担一点。第一层机构要求必须承担这些责任。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第二层机构可以做多方案并行的开发和试点。多方案的缺点，最后可能在互通性上会有一些麻烦，可能需要协调、切换装置等。但是真正做起来也不见得有很多种方案，因为机构之间经过磨合以后，认识比较接近，他们的方案最后可能会合并。
总体来讲，这是可以容纳多方案的双层体系结构，而且非常重视零售系统，这是导向，但不是要专门推销某一种项目。重视零售系统是因为它是整个支付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打得不好，其他上层应用有可能站不稳。
大家也会问到很多问题，比如双层体系里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是一种批发零售的关系，其实不然，它还涉及对现行技术体系的一些评估。
周小川表示，中国现在的项目架构，主要基于数字人民币要采取动态的、竞争性的、多方案的双层经营体系。
首先，竞争性、多方案的研发，问题是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技术路线。现有技术看起来五花八门，各自都会说自己的技术最有用。银行电子化过程中会反复遇到这种情况，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倾向，但是作为机构来讲，中央银行选择一种最优技术和最优发展路线不太容易，风险也比较大，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中国14亿人口，市场非常大，可以容纳或实行多种技术方案，每种技术方案要拿出足够的道理，进行优缺点比较。
小国比较敢于创新，进行试点发现有问题，或者说最后发现这并不是最优方案，要切换也相对容易。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就非常难，时间也拖得非常长，期间也有可能出现各种风险。
从过去纸币的经验可以看到，有些欧洲小国，一代纸币更新到另一代纸币，可能材质、防伪标志完全不一样，但是一年就可以切换完成。比如头3个月新老货币并行，然后3个月所有零售商店不接受老货币，只能用新货币，老的货币可以到任何银行网点兑换成新的货币，剩下的6个月，只能找中央银行一家兑换新的货币。再往后，除非有特别原因，老的货币只能作为收藏品。中国第三代人民币切换到第四代人民币，第四代切换到第五代，每一代切换都要十年左右，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所以大国很不容易。大国的好处是能够容纳多方案并行。
其次，采取动态演进体系，源于金融科技发展很迅速，支付行业也必须适应这种不断演进。我们的支付系统希望建立这样一个框架，既可以容纳不同方案，又是一个动态演进系统，过程中一个可以替换一个。
演进过程中，要以用户为中心来评估技术，同时要反对垄断，因为垄断有时候对下一步新技术路线选择会形成阻碍。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一直是数字人民币双层体系的方案之一，目前还在研发中，在不断解决技术上的问题，特别是处理能力问题，每秒处理多少笔还在研发改进。作为零售系统的应用来讲，它暂时还占不了主流。
第三是央行的角色特点。
首先，央行要维护数字人民的币值稳定。具体办法多种多样，比如对第二层机构有资本或者发行准备的要求，也可能还有其他手段。理论上，双层体系中，央行自己的研发重点不在数字货币产品本身，当然它也是基础，内部肯定也有很多人有积极性做相关研发，未尝不可。
其次，央行应该更加注重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它们不仅涉及零售系统，还涉及更广泛的支付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汇编周小川过去讲座的新书《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列举了基础设施的范围，还是很广的。
再次，央行可以做一些工作来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互联互通，如果有时候使用的标准或者参数不一致，可以争取协调一致。产品通用性好，对市场、对消费者也更加有利，但是也要容忍个别时候或是阶段性差异。
最后，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如果央行自己也研究出一种数字货币，而且也可以在零售中做得很好，无疑可以起到应急和作为替代方案的作用。市场应用过程中，事先没有想到的系统失误、出问题，都可能发生，这时候不能让支付系统停掉，否则整个经济消费都会受影响，有替代方案就能赶快跟上。过去西方有很多支票、汇票在一线应用，万一出了问题现金可以顶上，也是基于替代需要。
而且，既然未来技术可能是个动态演进系统，那么演进过程中就会发生升级换代。升级换代的过程有时候很复杂，有些系统升级时得停掉，最后还得退回来，所以切换的时候也需要替代品，也需要应急方案。
总之，需要好好设计央行的角色，把双层系统各方面的积极性和长处都发挥好。
周小川还介绍了当前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技术方案，在他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钱包。
二是商户使用的二维码。二维码也在不断升级换代，诸如标准化、动态二维码已经出现。二维码本身的技术含量不算太高，所以有人说二维码可能不太久就会退出舞台，不过当前还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技术。
三是NFC近场接触型交易，比如ApplePay、华为Pay，这些都是近期很有潜力的工具。
四是手机中的银行卡，包括通过POS机、二维码或NFC支付的信用卡、银联闪付，它们既可以做云闪付、ApplePay、华为Pay这样的NFC支付，也可以做其他形式的支付。
五是预付卡，依旧有很多机构考虑。其中一个来源是香港八大通电子收费系统，这是基于IC卡的一个很好的产品，而且在香港推广应用也很成功。带一张卡比带手机更轻便，所以，即便未来移动终端成为出行主流配置，可能还有预付卡类的支付工具存在。同时，预付卡也可以想办法做到手机里上述DC/EP技术开发思路，和目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这七国集团发行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思路，更不是CBDC体系里的一种想法。二者区别在于：
第一，DC/EP的第二层机构实际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也拥有相应系统、技术和设备。制定思路前，央行曾研究香港三家发钞行的情况。香港金融管理局委托了三家发钞行印钞，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银香港加入之前，主要有汇丰、渣打两家发钞行，发钞行每发行7块8港币，要交给金管局1美元，同时金管局给发一个100%的备付证明。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各家负债是发出钞票，资产是拥有准备金，中央银行发出负债证明是负债，这和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有所不同。
第二，人民银行为了支持币值稳定，不搞比特币这样的产品，而是采取了不同方法，比如要求现钞100%的准备金，或者像香港金管局给出证明书。除此以外，央行发一封安慰函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支持程度不一样。老百姓很愿意机构100%备付，认为资金更安全。在实际体系里没那么简单，因为100%准备金只对现钞，在中国来讲就是M0，其他准现金类都不包括，更不用说M1、M2。所以，备付证明书只能管现钞这一部分，和钞票归中央银行所有的体系有所不同。
第三，中国的央行和第二层机构并不是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第二层机构的责任，包括了解客户、反洗钱，也包括对用户隐私数据的保护，这些合规性的责任都在第二层机构。如果简单地对照CBDC，大家觉得好像责任都在央行了，其实并非如此。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为了反洗钱等，央行应该掌握所有交易数据，但只是备份性质，本身没有直接商业利益。
周小川说，在央行时也曾有同事提出，商业银行发数字货币，好像是发了一个信封，里面的钞票还是中央银行的钞票，可能不同银行设计的信封不一样，比如防伪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来讲，信封里装的都央行货币。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他认为不完全是这样：信封里可以是央行货币，也可以是央行的备付证明书，还可以是央行的安慰函，保证程度不一样。如果保证程度低一点，可能要求银行资本充实率、流动性方面的监管从严，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个信封里还可以放机构自己设计的东西，总的要求是保持稳定性和有效性。
总之，双层体系中的第一责任人还是第二层机构，银行如果发生了挤兑、提款出问题，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央行的责任有所不同。
根据数字货币概念的流程图，早期一些国际组织或是西方的主流定义里就出现了比特币，中央银行讨论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是不稳定币，央行要搞稳定币，所以提出了稳定币的概念。再后来出现了私人加密货币Libra，大家又提出不用私人货币，因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要变成央行数字货币，所以是CBDC。还有人指出，CBDC有可能脱媒，而且可能事先不容易想象到，于是开始接受双层体系的CBDC。
中国起步比较早，上述概念都提前研究过，也有初步看法。在很多人迷恋区块链技术的时候，中国央行已经体会到事情不那么简单，于是2017年禁止ICO、禁止比特币的国内交易，同时银行体系不支持比特币为零售支付提供服务。在大家设想央行和第二层机构之间是批发零售关系的时候，人民银行也已经开始考虑超越批发零售关系的结构。
DC/EP中的数据隐私保护，以及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周小川还介绍了数据的隐私保护和可控匿名问题。他表示交易要有匿名性，但并不是100%，还是要有权威机构，特别是反洗钱机构，要能够掌握这些数据，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客户的隐私。而向央行报送的交易数据，应主要用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打击电信诈骗和纠正运营错误。
他本人也一直主张，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的一些规则。
此前大数据交易所盛行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个人隐私数据都被泄露，很多客户还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经被泄露甚至被买卖。如果凡是泄露出去的信息，该抹掉的一定抹掉，有的用户该更换密码要更换密码，该更换账户就更换账户，这会非常复杂也非常耗时，而且不见得有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性还是需要一些手段，比如：
1、使用加密机制上传交易数据至央行，央行出于上述监管目的对数据进行备份和追踪，同时保证数据隐私的安全。
2、类似于根据相应规定和程序进行信用卡退款，运营错误必须加以考虑和得到纠正。
3、支付运营商不能复制、转移（不包括传输给央行备份的数据)和售卖数据，如果用户要求，必须删除相关数据。
4、消费者对不同用途的账户限额管理，以保证安全。当然这个做法在有些人看来很复杂，也不太方便，但这是基于目前已经有大量隐私数据流入市场这一判断所做的事。关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作为DC/EP的技术方向之一目前也在加紧研发。金融体系中也在非支付领域应用相关技术，有的还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在支付领域里，由于吞吐量问题，目前在零售支付体系中还不能起核心作用，但是可以期待技术的未来发展。另外，支付领域偶尔有错误需要纠正，包括信用卡，错了以后要可以更改，不仅是再做一笔负值交易，把原来那笔冲掉就可以，而是原来那笔交易记录必须更改或抹掉，否则那些信息可能会被误用，包括进入征信系统等。目前区块链强调不可篡改性，恰恰和这个现实需要存在矛盾。
总之，区块链技术还要等待进一步发展。
关于跨境支付，周小川表示，当Libra提出把跨境汇款当作主要应用目标时，他建议不要着急做，因为这中间存在很多不被信任或是被怀疑的做法。在他看来，跨境汇款真正的难度不在技术方面，可能还涉及兑换、汇入汇出管理等方面。比如美国有一些墨西哥劳工，如果他们汇款回家，Libra很方便，但是Libra不能在零售市场中很方便地使用，还要转成墨西哥比索。所以，Libra将汇款作为侧重点还是存在一定问题，还要更注重零售系统的应用。Libra2.0据说以美元为后备，但是即便Libra以货币篮子为后备，由于发展中国家担心本国货币美元化或出现其他问题，事情并不简单，也不只是技术系统存在障碍。
其他数字货币应用障碍，国际上关心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毒品交易等都值得中国关注。除此之外，中国还要再加一个关心：赌博交易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和分析，周小川认为，数字货币如果要搞跨境交易，应以零售为基础。在以零售为基础的情况下，尊重各国政策和法律规定，尊重各国货币主权、汇率制度，以及有关兑换和汇款规定。依靠技术措施，很多问题在支付瞬间都可以解决，也很方便。比如支付环节，不管用不用区块链技术都可能有智能合约，或者有支付条件控制。
数字货币领域，亚洲比较积极的是东亚，此外是东盟，其中各国条件差异比较大，政策法规环境差异也比较大，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数字货币发展可以稳步慢慢向前推进。首先建立坚实的零售支付系统。在此基础上，先重点解决跨境旅游等经常项目的支付，同时尊重有些国家防止美元化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不要基于强制，不要让人担心货币人民币化，央行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持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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